迎接微利时代的到来

——张继升总裁在三联商社经营研讨分析会上的讲话

                    （1999年7月15日）

    今天有幸与这么多同志坐在一起进行沟通和交流，对我是个难得的机会。今天就几个宏观和中观的问题谈几点意见和看法。

 最近几年来，通过各种媒体，包括我们的《交流与参考》、《三联报》的介绍，大家对“微利时代”这个词已不陌生。但是，真正深入地来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不仅在我们三联还没有搞过，就是在一些学术报刊上关于“微利时代” 的论述文章也不是很多。对这个问题，我本人进行了一些思考，在这里与同志们交流一下。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只有我们已经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对 “微利时代”全面到来这个现象进行一些探讨非常具有必要性。具体地说，就是对于我们把握大思路上不出现错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商社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企业的负责人，大多数受过相当的教育，我可能是班门弄斧，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反驳。

 一、微利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目前，各行业、各领域纷纷展开了以降价为特征的恶性竞争。政府有关部门、有关行业组织也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最终结果都是徒劳的。后来行业团结起来要求自律，各个行业都信誓旦旦。但是企业们又各怀鬼胎——赶紧降价捞一把。结果大家不谋而合，又都开始了降价。那时有些企业没有降价，吃了一个小亏。从全国范围来讲，去年全国民航系统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巨额亏损。民航业在中国尚处迅速成长时期，而中国目前的民航业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但是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这个行业出现了巨额的亏损。国务院着急了，民航总局下发了文件，要对机票降价进行强制制裁。结果前些日子，海南航空公司又趁其他航空公司不敢再降价这个时机，打出了降价这张牌，被捅了出来。其他如空调大战、电视机大战、电冰箱大战，商业降价竞争、餐饮业降价竞争，整个中国一片降价之声，情况非常惨烈。

 这里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既然搞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当年马克思之所以得出资本主义必定灭亡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看到了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其周期性的恶性循环，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初是十几年爆发一次，后来周期不断缩短，爆发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强，影响的范围和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产品大量积压，物价大幅下降，大量工人失业，大批工厂停产倒闭，大量的社会资源遭到破坏。经济危机如此频繁地爆发，并呈现出周期性越来越短的趋势，使马克思得出了结论——资本主义必定灭亡。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呢？马克思说，原因就是个别企业生产和管理的有秩序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秩序性之间的矛盾。比如我们20个人都是制鞋商，大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都拼命地进行生产。但是每个资本家又都不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双鞋，结果每个人都生产了大量的鞋子，导致了整个市场产品过剩。每个资本家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哪怕降价亏损。结果，最后总是有几个资本家破产倒闭。我国现在就是这种状况。不论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其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律都是相符的。

 经济危机过去之后，大量积压的商品会慢慢地、或多或少地卖出去。这时有一些资本家就会由于巨大的损失而退出竞争。而那些幸存下来的资本家就会趁火打劫，大鱼吃小鱼。虽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很难说哪一个企业有能力把别的企业吃掉，而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则是企业吞并的最佳时机。这样无数的小企业逐渐归拢成大的资本主义企业。用列宁的话说，这就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然而，从列宁作出这个论断到现在，又是90多年过去了。帝国主义非但没有死，反而仍然不断发展。尤其是美国，现在已连续九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这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就是，资本家都不傻，经历了前期的挫折他们都变的聪明了，不会再那么盲目地进行生产。在发达国家，也进入了有计划的发展阶段——从整个社会生产无序地发展进入到了有序阶段。与外商打过交道同志恐怕都有这个体会：外商在开展某个项目时所做的市场调查都更具科学性、更全面、更深入。同志们也都看过高建华的讲座，西方大财团的可行性报告是为了说服自己的，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我们有些单位的可行性报告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政府看的，是写给上级看的——只要能批就行。 所以，现在倒真正显现出我们正处于前期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说，马克思当年论断的资本主义症候倒是在我们身上爆发了——在以物资匮乏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以后，就进入了无序竞争时期，真正出现了个别资本生产的有秩序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秩序性之间的矛盾。

 不论哪个时代的竞争，也不论是有序的竞争还是无序地竞争，是低层次的竞争还是高层次的竞争，最终的结果都是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技术的进步、产品性能的改善和价格的不断降低。所以，马克思在他的价值规律中得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呈现越来越低的趋势。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剩余价值。用老百姓的话说，花本钱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既然这样，当某个行业、某个领域的利润率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时，其他行业的资本就会迅速流入这个行业。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挣钱的机会都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一旦这样的机会出现，大家很快就会蜂拥而上，该行业的利润率势必降低。举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济南市前一阶段出现了一个新鲜行当——洗脚房。因为新鲜，先开店的那一部分人小发了一笔。别人一看赚钱，马上就开了第二家、第三家，等开到第五家时，市场基本饱和了，但开洗脚房的人已经刹不住车了。一条街上多达20多家店，它的利润率就会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这样一批洗脚房就会因挣不着钱而关门。这批资本就会又开始新的流动。在目前的商业领域，这一现象已经很明显了，生产领域同样如此。

 所以象我们这样的企业不要抱怨所从事的行业不行。因为不论搞哪个行业，都要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制约。如果说你所从事的行业果真低于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你要让别人退出，你不能走。因为我们有几十个连锁店、几千口人，退出一个行业或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我们所在行业的利润率水平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时，我们就更没有理由退出这个行业。所以有些同志抱怨行业不行，一是认识上有问题，第二就是在为自己开脱。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省也好、一个地区也好，都是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就山东省来讲，哪怕在最贫穷的一个地市，如果老百姓都到你这里来买家电，也会超出你的供货能力。如果你在当地没有撑到最后，被别人挤出了舞台，那说明你的本事不行。

 现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呈现趋近于零的态势，就是无限地接近于零，但永远也不会是零。正如辩证法上，老子讲：一尺之棰，取其半而万世不竭。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竞争。每一个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都必然拼命地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市场占有率，这就形成了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导致利润的交替下降。而其最终的表现就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大幅下降。这一点，我们从西方国家商业信用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出来。

 早期的英法德等国的金融资本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而现在则趋近于零。早期的金融资本可以称之为高利贷。为什么当时利息那么高还有人借呢？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讲，即便付出高额的利息，但把借来的钱用作资本后所能赚到的钱，仍要远远大于贷款的利息。但是随着整个社会利润率的下降，西方银行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这同时也反过来表现出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可以说，金融资本的利润率是整个社会资本利润率的晴雨表。我们国家连续七次大幅度地降息，姑且不论这种用行政的手段来降息是否妥当，此举反映出了上述趋势。

　　为什么说“微利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了呢？从目前我国经济状况就可以看出来。目前我国所有的商品以及商品化的劳务活动几乎没有一个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几乎全面地供大于求。同志们可以充分调动想象力想一下，现在还有那一个行业是不过剩的？工业、农业、商业莫不如是。因此我们说，微利时代已经全面到来。对这个宏观形势，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总体的、正确的了解，这样才不至于在目前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迷失了方向。

　　以上是我对整体经济形势的一个评价和估计。有人寄希望于经济的复苏，我看近一个时期内这个可能性不大。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经济复苏的动力，即还没有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我想，我国经济的复苏，大概要在加入世贸组织一两年之后，即中国市场化程度加大以后。但是我估计，即使经济复苏，其力度也不会很大。最终经济的复苏要伴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化也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实现的。为什么加入世贸组织就有可能实现经济复苏呢？因为劳动力只有在流动中才能确定其价值和价格。只有劳动力流动起来了，才可能形成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才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比如，房地产、汽车、旅游等），才能真正为中国经济复苏创造条件。

　　二、降低个别劳动时间，是保证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不管竞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总有一些企业不但没有破产，而且总是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在很多企业陷入困境时，反而壮大起来。世界上传统制造业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是借经济危机的时机兼并收购其他企业而形成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他的价值理论中说，价值规律是看不见的手。风马牛不相及的产品之间如何建立价格的联系呢？通过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呢？有用的、用来交换的人类劳动产品就是商品。商品的价格是由其价值决定的。而价值又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是不是商品的生产时间越长，商品就应该更贵呢？不是。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在同样的劳动条件下，以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生产某种商品所要消耗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如果你的产品（或你提供的服务）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你所取得的效益则处于社会平均水平。当你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企业利润就要下降，甚至亏损。只有当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企业才有可能获得较高利润。所以，几乎所有的资本家，不管有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个问题，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无比正确的。

　　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推动了科技的发展，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加工１０个零件与加工２０个零件所消耗的材料肯定是不一样的。但资本家从资本一诞生就很会搞“技改”。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发掘了所能想到的一切条件，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水磨、蒸汽机的诞生都是例证。那些能够率先使自己的劳动时间降下来的资本家生存下来了，而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倒闭了、垮台了。

　　一个企业，姑且不论其发展，仅就保存其生存的权利而言，其个别劳动时间也要不断地降低。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不断地搞“技改”，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不断地下降的。如果一个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降低速度相持平的话，也仅仅只能保证企业不垮台。我们现在探讨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设法降低我们的个别劳动时间，使我们的企业获得比其他的企业更高的效益。这同时也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降低我们的个别劳动时间有两条途径：一是降低物化劳动的消耗，再就是降低活劳动的消耗。所谓物化劳动，就是在我们提供劳动产品时，需要消耗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这里，其他人的劳动已经物化了，变成了你的产品的原材料或设备。这就是物化劳动。在我们商业、旅游业、餐饮业中物化劳动有哪一些呢？最基本的就是厂房设备的折旧和原材物料的消耗。目前这些我们已经开始注意了。但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同志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那就是不变成本与可变成本的问题。三联为什么发展这么迅速呢？原因就是同样面积的营业场所可能产出不同的效益。因为我们5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承担了比别人5000平方米还要多的业务，转移到我们所提供的每一个服务里去的物化劳动的成本下降了。大家不要觉得三联大厦灯火辉煌，看着很气派，其实大厦的价值是向我们所卖出的每一件商品、所提供的每一个服务里转移的。如何使楼的价值伴随着更多的劳务分配到你身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要么，你就压缩自己的营业面积，使单位营业面积所承担的、转移进来的物化劳动时间减少。所以对商业企业来讲，单位营业面积的利用率、餐饮业座位的利用率、宾馆床位的利用率都决定了你所提供的每个服务中转移进来的物化劳动是多少。不变成本与可变成本的问题，是我们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不是在这里批评谁。在三联发展的十几年中，有的同志不管你给他多少厂房、给他多少设备，他都敢要，而对于降低物化劳动这个问题没有起码的概念。作为企业，你所使用的一切东西的价值，最终都是要转移到你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中去的。可喜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开始积极地设法降低物化劳动的消耗。

　　降低个别劳动时间的第二条途径就是降低活劳动的消耗。所谓活劳动，就是商品生产过程中直接劳动的消耗。目前，商社、度假村、机械公司在降低活劳动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学经济管理的，都了解，是资本家所普遍具有的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需要，推动了资本主义管理科学的发达。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就是“泰罗制”。泰罗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管理专家，号称科学管理的鼻祖。当时泰罗找出了一批熟练工人（能手）来，将其劳动的全过程进行了拍摄。然后请来一批专家，对他们的操作一点一点地分析——哪个动作是多余的，哪个动作是可以合并的。最后将规范下来的标准动作进行推广。这就是泰罗制。列宁称之为“血汗制度”。但就连列宁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科学管理的结晶是人类管理的精华。泰罗制中的资本家在不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也不增加工人的工资）的条件下，利用同等的劳动时间，创造了更多的劳动产品，获得了超额的利润。

　　泰罗制的出现，使资本家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法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早期的资本家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原因就是他们太残忍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夕，恩格斯搞了题为《英国工人阶级之状况》的调查报告，揭露了资本家为降低工资启用大批童工的残酷事实。所以纺纱厂女工多，不是中国资本家的发明，最早应该是英国资本家的“科研成果”。大家都学过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就是当时纺织女工悲惨生活的写照。资本家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而泰罗制的出现，使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法出现了一个转折。泰罗制是通过不断地推行标准化操作，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成本得到了大幅度下降。

　　我们现在各公司在精简富裕人员，按照市场化的原则，使工资该高的高上去，该低的低下来。但是这项工作是否仍有潜力呢？我认为大家还应好好地、再进一步地研究，从而使商社在这方面也能够真正地成为集团的红旗和样板。也就是说，要研究我们怎样在不增加工资总额的前提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说，要研究怎样在总销售额不变的前提下，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支出。商社在这方面是搞的比较好的，但仍然有着较大的潜力。比如，假使我们将一个经营实体变为一个车间班组，会计、出纳、保管等就都可以去掉。劳动力成本就会一下子降下来，从而也使生产成本降低下来。

　　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企业经营战略的关系

　　知识经济是目前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就好象谁不懂知识经济，谁就不懂现代企业管理似的。那么，什么是知识经济呢？所谓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经济。它以知识为支点，以知识为基础。

　　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的基础是土地。谁拥有了土地，谁就拥有了财富。那时形容一个人富有，就说其“广有田产”；形容一个人富有的程度，就说其田产“成纤连陌”。春秋战国时，对功臣的奖励就是土地。现在许多人的姓氏也都起源于封地之名。那时土地是基本的资源，是国与国之间战争的起因和目的。工业经济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经济。工业经济的代表人物就是资本家，也就是占有资本的人。这就是以大工业、大型机器设备的采用为标志的工业经济到来了。那时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所要夺取的劳动果实就是指这些大机器、大厂房。此时衡量一个人经济实力的标准是其拥有的设备的数量和档次。直到现在，我们衡量企业规模时，有时还沿用这些指标。如衡量一个纺织厂的规模，有人还以纱锭数为标准；衡量电厂的规模，以其装机容量来衡量。

　　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革了农业经济的命。毛泽东在其《沁园春·雪》上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唐宋时期的中国八方来朝，在世界上的地位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即便到了清朝康乾时期，中国的国力也是非常强盛的，就是不相当于今天的美国，也相当于今天的德国或日本。那时中国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盛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讲真正的落后，是从西方国家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开始的——那时我们没能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开始产生了。

　　工业革命导致西方国家产生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了这些国家封建统治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大大地加快。就在中国陶醉在“世界老大”的美梦中的时候，西方国家就这样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恩格斯谈到，英国的资本家用大机器织出的洋布，使得印度无数的手工织布者失业，无数织布作坊破产。大工业在这里明显地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当时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在最鼎盛时，其造船业的吨位占了世界全部吨位的８０％。看看现在帝国主义的作为，其档次不见得比老牌帝国主义高。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绕了大半个地球侵略地处亚洲的中国，硬硬地把一场鸦片战争给打赢了，逼迫中国接受了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等一系列屈辱的条约。中国只因为在工业革命开始时落后了一点点，就从此开始了灾难的历程，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望尘莫及。

　　如今，我们已经觉悟过来了，所以实行了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实际上是在搞工业革命，搞工业经济。但这时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阶段。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就是因为他在视察天津时说了一句话：中国的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资本家剥削的越多越光荣。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不怎么样，但仔细一想，它包含了很深刻的真理。新民主主义是革封建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命，而不是革民族资本家的命。民族资本家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我们的任务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创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那么，刘少奇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如果那时每个资本家都能同时“剥削”50万个工人的话，他们所拥有的企业可能就进入了世界500强了。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象样的民族工业。如果有，中国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建国初期我们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把全部的民族工业公有化，就连理发的、修鞋的也进行了公有制，不允许、不承认民族资本的存在。我认为，中国那时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推翻封建阶级的任务只能由资产阶级来完成，而无产阶级是用来推翻资产阶级的。但是，当时中国就提出了“不断革命”，直接就把资产阶级连同封建阶级推翻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实际上，马克思有一个最基本的、最著名的论断：当一种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释放出来之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所以，中国吃亏不是因为信了马克思主义；而是恰恰相反，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当然，那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其社会背景的。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走上工业革命建设的道路。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从乡镇企业开始的，那真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开始是城市经济的有益补充，接着是重要补充，后来占据了半壁江山，再后来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当时是高度的短缺经济，是物资高度匮乏的经济时代，什么产品都卖钱。这是中国的乡镇企业能够崛起的客观条件。在当时的环境下，乡镇企业不论生产什么都能卖出去，导致了奇迹般的崛起。现在我国的经济已经由短缺进入了过剩，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辉煌岁月也就过去了。

　　我们中国初期的对外开放也是适应了物资高度匮乏的开放。中国现在成了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巨大生产地和市场。作为国民经济中流砥柱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纷纷陷入了困境。此时，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与农业经济相比，工业经济是一大进步，产生了质的不同。在60年代的中国，一块比较高级的机械手表能换1000斤麦子。当时麦子的亩产量没有现在这么高，1000斤至少需要三亩地才能种得出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累得死去活来，付出的劳动还未必换得了一块手表！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了农业国就落后，就要挨打的原因。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两个不同层次的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反差。现在我们做布娃娃、做瓶启子、做拖鞋，而人家已经开始做知识经济的产品了。举个典型的例子，微软公司出的办公自动化软件OFFICE 97卖3980元一套，而他的成本大概不会超过6元钱（在山大路上，这个软件8元钱就可以买一套盗版的，而且保退保换。所以我猜测它的成本大概不会超过6块钱。）。这样一套软件的价钱如果买成拖鞋，能买一车皮！所以，我们慢的这半拍，要想赶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现在我们要加入世贸组织，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将面临要被冲垮的严峻挑战”。我不太赞成这个说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受到挑战的恐怕不是什么高新技术产业。这就象说：“泰森到三联来了，张继升面临巨大挑战一样”。这种联系是非常可笑的。现在我们的计算机制造所用的芯片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就是说，这些最赚钱、最核心、最具技术含量的东西都是人家的。汽车行业也是如此。与人家相比，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加入世贸组织后，不过是合作的障碍更小了、合作的领域更宽了而已。而不是我们的企业被冲垮、面临挑战的问题。所以说，中国现在面临挑战的领域不是什么高新技术产业，而是广义上的第三产业。

现在美国拥有三大网络。一是政治网络——北约，北约东扩大有取代联合国的趋势。二是经济网络——世贸组织，十几年来在世贸组织中美国说了算。三是国际互联网。这三个强大的网络奠定了今日美国的世界地位。我们不是歌颂美国，但你得佩服它。美国的经济高度发达，靠的就是知识经济，靠的就是技术进步。低档次的东西他已经不干了，让你干去。所以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用惧怕我们的多数制造业会被挤垮——人家早就不懈一干了，不存在挑战的问题。目前，在美国和日本本土生产的电视机、冰箱已经微乎其微了。只有那些落后国家干不了的、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他们才干。所以，对于中国整体而言，加入世贸组织不可怕，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业说，加入世贸组织却是相当可怕的。通讯、商业、餐饮、旅游这些行业都将面临最最严峻的考验。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是因为“鬼子”有资金，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有机制。一般地都把搞计算机、搞导弹说成是在搞知识经济，其实不是这样。知识经济有几大密码(或称为特征？)：一个是管理机制，这是知识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其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现在西方大的传统产业已基本实现了无人化。参观过奥迪车间的同志都有这个感触，偌大的车间看不到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机器人在干活。资本家现在也进步了，不用童工、女工而用机器人。这才是知识经济——大量使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大家还可以想一想，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到清朝后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麦当劳竟然有胆量到咱们中国来开饭馆，而且开一个成一个。他所有的员工，上到经理下到服务员，都是从中国雇的；他所用的鸡也是中国养的，土豆是中国人种的。然而经过人家一生产加工，就是有许多中国人爱吃，尤其是孩子。什么原因呢？就是两个字——机制。就是因为麦当劳把他的机制输入到了中国。有人说，“咱们的狗不理包子比麦当劳要厉害的多”。但咱终究还是没人家“立”的好。通过这个小小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其挑战之可怕。为什么中国在零售业、金融业、通讯业上与美国讨价还价这么激烈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旦加入世贸组织的障碍一破除，发达国家的大财团将会以连锁企业的形式向中国市场大幅延伸，以上三个产业将会落花流水，不堪一击。这个“机制”的含金量有多高呢？没法估计。其机制和商誉资产就足以对哪怕象三联这样的中国企业构成威胁。

　　说这些的意思是，我们干商业，搞连锁经营虽说已经十几年，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机制，但这只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与我们国内的企业相比，具有相对优势。一旦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三联能不能生存下去，我认为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事情说来就来，很快。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有可能是，中国的商业企业都让别人开了。我没什么排外情绪，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我不希望咱们这个企业被人家打垮。这里靠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优良的机制。

　　现在不是有形的东西值钱，而是无形的东西值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发挥着巨大的基础性作用。大脑里装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我看今天要以一个全新的观点来审视。有人说，就是在知识经济里，人们还是必须吃饭穿衣，而不能吃知识、穿知识，所以财富还是得转化成“物质财富”。这个观点连马克思当年都没想到。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的特征就是社会财富极大地丰富，要什么有什么，以至于社会有可能实现按需分配。而赫鲁晓夫描述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加牛肉”，我们中国描述的共产主义就是“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浇水不用辘轳头。”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再怎么想像也难以想像出共产主义的真实面目。我以为，在共产主义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最值钱的东西将不再是物质的东西了，而是无形的东西。这种东西的价值无法衡量。现在我们要跳出传统的圈子，来理解“进入无竞争领域”、“领先时代”这些基本理念。我们今天没法想像将来在社会财富的总量中，无形的东西占了多大的比重。据说，下个世纪初美国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人只会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7%，而其他的人都从事无形产品的生产。对于财富，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理解。曾经一度，国家公布的每百户家庭拥有的手表数被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如果我们统计财富的话，恐怕14寸的彩电都不会被列入统计范围了。这表明，无形的东西在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已越来越大。卡耐基说：就是把我的工厂设备全部毁掉，不用几年，我仍然是钢铁大王。这形象地说明了无形财富的关键作用。

　　我们三联集团是一个意识、观念比较超前的企业。集团从上到下树立起了一个观念：即重视软件的建设将远远地超过重视硬件的建设。以后我们要把更大的精力放到软件的建设上去。如果说商社能够建立起一套适应中国国情、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机制，那么这套机制的价值将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硬件的价值。我无意于贬低我们前几年搞资本积累所取得的成果。但是如果我们陶醉在这上面，将来的结局将是：我们无非是替人家把楼盖起来了。商社是三联集团的起点，我希望商社在这方面也上上下下形成共识，建成一套科学的、规范的、现代的体制和体系，使其可以被反复地复制。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许连锁就是我们所进行的一个很好的试验。将来国际化的商业机构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顶住其冲击，那就是大赢家，超级大赢家。随着经济的复苏，我们就不是以现在的速度发展了，将呈阶段式、跳跃式地发展。如果我们调整的好，当这个时机到来时，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如果调整不好，结果可想而知。

　　所谓机会，就是当时机到来之时，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一下子就将其抓到手。这次加入世贸组织，套用一句贴切的话：对我们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下一步，我们应当渐渐地淡化物的作用，而强化机制的、人的作用。当年马克思讲量变质变规律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法国兵绝对打不过一个马洛维克兵，但10个法国兵就能与10个马洛维克兵打个平手；50个法国兵就可能打过马洛维克兵；当双方都是100多人时，法国兵就绝对打得赢。这就是说，单个法国兵的素质不行，但是法国军队的体制好，运行机制好，使其在整体竞争中取得了优势。现在如果三联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办的连锁店多了未必是一件好事，结果可能是一场悲剧。关于知识经济与竞争的关系，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不要以为搞尖端技术才是知识经济。作为商业企业，我们所肩负的搞知识经济的担子丝毫不比搞尖端技术的轻。

　　四、关于分配机制，也就是劳动力商品化的问题

　　中国的市场化程度现在远远低于预言家们的预测。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劳动力商品没有通过市场来配置。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很突出。当中国的经济真正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时，也就是当我们真正加入了世贸组织时，我们再来认识这个问题，可能就已为时过晚。辩证法上讲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在人力资源的问题上同样适用。

　　最早，奴隶主以其所拥有的奴隶的数量来确定其社会地位。那时不存在失业问题，没有下岗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人是第一位的资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在社会资源中的地位有所降低。到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家开始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这时生产资料成了主要因素，而人成了生产资料的附属品了——庞大的失业大军产生了。但到了近代，所拥有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展知识经济就必须有掌握知识的人。否则，知识经济无从谈起。这时就变成谁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谁就是最大的赢家。

　　大家一般以微软公司的崛起作为知识经济到来的标志。但论学历，比尔.盖茨顶多也就是个专科生，况其在计算机方面也不是很精专。但比尔.盖茨最大的成功，就是他能够把世界一流的的计算机专家纳入自己麾下。所以，我们这次的人事招聘与以往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几乎所有来应聘的人都在收入的问题上讨价还价。我认为这很正常，但也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严正的信号——劳动力市场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大家有个意识，一涉及收入的问题就有个觉悟高不高的问题。现在，这种观念也要改变。特别是取消了福利分房以后，企业给人才的工资至少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至少使他有能力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一套房子；二是使其有能力维持其正常的日常开支。这是人才的最低价码了。在分配方面也要市场化，不该“买”的就不能“买”。企业竞争到现在，一条基本的准则就是不养闲人。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危机仍然是人才危机。从事企业管理的人才尤其短缺。商社在这方面搞的稍好一些。但是仍然要进一步完善现有机制，因为只有这样，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劳动力市场化的步伐加快以后，我们才不至于手足无措。然而，我们中国现在还仍然远远没有实现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大企业拉走你一个高层员工，就等于拉走了一片业务。所以，现在从劳动力的市场化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有两个。一个是进一步将劳动力价值进行科学的量化；再一个就是提前研究我们下一步相应对的方针和措施。

　　目前我们的机制是相对比较先进的，但还不是真正先进的。因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的透明度不高。早晨山东电视台早间新闻播完后，都要播报省城菜篮子报价。但是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从来就没有谁播报过。现在，歌手、厨师、建筑工的劳动力价格比较透明，透明度不高的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如今在日、美、德，劳动力价格的透明度都相当高，干什么工作支取多少年薪，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企业不会有多大的差别。我们现在的分配制度目前在国内是走在前列的，还领先了半步。与一些大企业相比，也基本上是合理的。但是，当国企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完全展开后，中国的人才市场价格在短时期内将出现一定的混乱。尤其是福利化分房终止后到今年年底之前，中国人才流动性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这里有两个方面，即流进流出都变的容易了。那时价格的透明度就会比现在高起来。所以，我觉得商社应该在分配机制方面为三联集团进一步提供成熟的经验。实际上，集团及所属企业在分配方面，是由商社推着走的。这一次，希望商社也能够起到提供经验的作用。

　　今天借此机会，就宏观、中观的几个问题谈了以上几点。本次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一次观念的转变。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可能大家觉得比较空。但我希望这些内容能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说，具体的战略战术我们一定要研究，但对于宏观、中观的东西也要注意研究。因为象我们这么大一个企业，几乎没有一个中央出台的政策不对我们产生影响，几乎没有一个大经济举动对我们没有影响。所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下棋看三步，企业管理也是这样。

　　大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变动给予一定的关注，尤其是在中青年企业管理者中形成一个研究探讨这类问题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土壤和环境。这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是寻求一个结果，而且这种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北大毕业生水平高，主要不是高在他在大学里听老师讲的课水平高，而是他受了北大学风的熏陶。我希望大家在研究好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同时，对这些宏观的东西也能予以一定的关心和关注。

谢谢大家！

                                          一九九九年七月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