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3日-12月30日）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劳动力资源状况都是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各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各具特色，但是，从本国劳动力资源状况出发，确定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却都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一度瘫痪的日本之所以创造出“经济奇迹”，极大得力于大规模引进国外新技术。同样方法对于科学技术落后和缺乏熟练工人的国家则未必完全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能否根据本国劳动力资源特点确定开发和利用的最优方式以及对于这种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程度如何，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获得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我们在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时，不能不把这一点放在重要位置。

胡耀邦同志指出：“人多是我们的一大问题”。“人口太多,负担太重。劳动资源虽然丰富,但是还缺乏充分发挥的条件。”（《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15页）如果我们不能预为之谋，及早地统筹解决这个问题，不但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要受到影响，甚至有可能为这沉重的负担所压垮。但是，“劳动力如果充分发挥出来,又可以变包袱为财富。”(出处同上)因此，我们应当在这样的基点上建立起我们的战略眼光：劳动力极为丰富是我国得天独后的优越条件和最大优势，应当把它视为宝贵资源积极地加以开发和利用。一旦人多能够作为优势而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肯定会大大加快。如果只把问题归结为解决劳动者的就业和吃饭问题，则是消极的方针，我们将会疲于应付，处处被动。我认为，人多表现为一种优势，这应当成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色。

但是我们看到，在讨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时，这个问题引起的重视仍嫌不足。这是不应有的疏忽。本文试图对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着重从量的方面作一较为全面的估计，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对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方法、步骤加以初步探讨，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

一.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基本估计

我国劳动力目前即已4亿多。由于特定原因，今后很长时期内不但来源特别充足，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必须重新安置。

第一.新成长的人口

我国属于年轻型人口结构,人口总数的65%以上建国后出生。今后17年内，现有劳动者退出劳动年龄的平均每年不超过800万人，而1962-1975年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已经以每年二千五百万左右的速度涌入劳动年龄，平均每年净增劳动力不少于1500万。到2000年,净增的劳动力数量可高达2.5亿，其中仅城镇即有0.5亿。

第二.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

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农业劳动力大批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中去，这不但是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农业自身现代化的需要。农业的就业率太高，限制了平均增长率。1952年到1980年，我国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而同期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2%。农业就业率不仅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于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今后我国经济要以较高速度发展，就业结构必须尽快改变。经过建国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已经积聚起了使农业生产率突发式提高的现实可能性。从1952年开始，农用机械、农用电力、农田水利设施、化肥、农药、良种等物质生产条件，已经从无到有地发展到目前的较高水平。凭借这些条件，农业劳动力即便始终保持1952年的数量不变，也完全有可能取得更高些的速度。然而，在全国可耕地面积基本未变的情况下，这期间农业劳动力却净增了1.2亿，每人平均耕种的土地则由1952年的9.4亩减少到目前的4.8亩。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和吃“大锅饭”，造成了对劳动力的浪费，以致农业劳动力早已严重过剩的事实长期被掩盖。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逐步落实后，这个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并且日趋严重。山西省有个粮食专业户,一家五个劳动力1983年承包110亩责任田,粮食亩产由原来的200来斤当年提高到1153斤,提供商品粮11.6万斤。每人耕种土地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粮食亩产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而其每亩土地拥有的动力仅为0.27马力。只要政策对头,用不了几年，我国农业机械化就能普遍达到这个水平。单就粮食生产而言,要达到预计的本世纪末人均800斤的粮食占有量,有4500万农业劳动力即已足够,并且用不了现在这么多土地。大批劳动力拥挤在农业部门,土地只能分散经营,机械化水平难于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生产的专业化将会遇到严重障碍。因此,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土地相对集中,已成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

可参考美国的情形来说明问题。如果要求我国农业到2000年达到美国1950年水平（这里所说农业系指广义农业），每个农业劳动力供养人数为15.5人；再考虑到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不可比因素，供养人数只按8人计算（目前为3.3人），这是完全可能而且也是应该做到的，那么,全国所需农业劳动力仅为1.5亿。也就是说，现有农业劳动力数量的一半，即1.5亿，要在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逐步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中去，平均每年近1000万。

三、现有企业的剩余劳动力

为了利用“新产业革命”的机会而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普遍认为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超前期”,即它的发展速度要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电子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取决于电子技术的普及、应用程度。目前,电子计算机刚进入生产过程,已马上显示出节省劳动力的巨大效力。如果解决不了因此而节省下的劳动力去向问题,电子技术的应用、普及和电子工业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例如,某铁路部门只是因为无法安置剩余人员而把已经买来的电子计算机锁进了仓库。

其次,中央已经决定,今后要把经济发达国家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已经普遍采用的先进技术,用在老企业改造方面,使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我国现有企业大多数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手工劳动占很大比重,这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了过多的活劳动。如果我们能够顺利实现或基本实现技术改造的预定目标,现有企业的劳动岗位肯定会大大减少。

第三,我国企业本已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职工数量超出生产需要的问题，近几年许多企业又陆续分配进大批职工,使人员富余问题更趋突出。有些企业甚至让新职工只领工资而在家休息。推行经济责任制后,富余人员已成为企业的沉重包袱。同时,在企业整顿中因“关、停、并、转”而需要重新安置的人员也已数以百万计。

上述情形表明了人员富余的严重性。现有企业如果不能在完成技术改造任务的同时,大规模追加固定资产投资以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到本世纪末现有企业富余人员累积起来不会少于2,000万。听凭这些人员象目前这样地留在企业内,不但会使人浮于事、苦乐不均、纪律松弛、工作散漫等情形产生或加剧,而且这些人员的存在会成为技术进步的巨大制动力。

到本世纪末，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计得劳动力4.2亿,即:新增加的2.5亿,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1.5亿,现有企业因技术进步而节约下来的0.2亿。再加目前正在待业的城镇劳动力,总数可达4.3亿。应当说,这是一笔十分巨大的财富。到本世纪末,假如我们成功地开发和利用了这一资源,哪怕达到目前手工业企业人均年产值7000元的劳动生产率,全国每年多创造的产值即可达3万亿元。这种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实现的前景确实十分令人鼓舞。但是,劳动力资源所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资源的,除去它只要当时未能利用就会被永远地浪费掉以外,更在于它寄存于一个个活着的人的身体内,如果未被利用,它的主体不但同样要消耗物质财富,而且还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数量如此巨大的劳动力哪怕只有一小部分(比如1/4)未能利用,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二、我国现有就业手段分析

今后17年我们必须开发和利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高达4.3亿,平均每年安置或重新安置的人数2,500多万,相当于一个加拿大的全部人口。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我国现有就业手段能否适应这样的任务，有必要加以认真分析。

1.国营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招工

前面已经分析了现有企业人员过剩问题,我们的眼光现在只能转向今后新建成的企业。

我国资金缺乏的状况,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有很大改变。“六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扣除用于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部分后,平均每年只有400多亿元;再扣除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所余数额十分有限。我们要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今后必然要尽可能多地建立起一些能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企业,必须保证始终有一定数量的采用最先进技术的企业。同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要求有一批与之相适应的具有相当实力的产业作基础,否则科学技术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和纸面上,水平难于提高,提高了也无法维持。因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所能新建的企业数量十分有限,建成后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更有限。耗资128亿元的宝钢一期工程,全部投产后也只能容纳2.3万名工人,人均固定资产装备竟达55万元之巨。直到本世纪末,国营企业吸收劳动力的潜力将是很小的,甚至不足以吸收现有企业因技术进步而富余的人员。

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人员富余的情形更为严重，吸收劳动力的潜力也不会太大。

2、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安置

发展社队企业一向被认为是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手段，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社队企业要获得较大规模、较高速度的发展,面临的问题还相当多.有些社队企业能源消耗太大,有的与大工业争原料,或由于综合利用水平太低而造成对原材料的严重浪费,社队采矿业常常造成对资源的破坏,甚至因乱挖乱采而给国营矿山的生产造成困难和麻烦(煤炭生产中此类情形最突出),不少企业产品质次价高,或因盲目生产而导致产品销售困难,等等.有不少企业已因能源缺乏或严重亏损而关闭,有些则通过调整被停产.特别应当看到的是,相当大数量的社队企业能够至今维持,是靠了"平调"和低工资制.前几年许多地方社办企业职工每月从很低的工资额中(一般为30—40元)，拿出一小部分（一般为12元），交给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记以同等劳力工分参加分配。目前在实行经济责任制比较彻底而取消了这种作法的地方,不少职工因工资太低而思想浮动,有的甚至已经辞职。归纳起来,影响社队企业发展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无法或不易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生产带有盲目性;二是经营管理水平低和缺乏熟练工人,无法保证经济效益;三是技术装备太差,难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三个根本性问题不解决,社队企业不仅发展难,维持亦难。城市郊区社队企业发展较快,赢利水平较高，也从反面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靠近城市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较为容易解决。

其次是发展多种经营。许多多种经营项目,如林业和养殖业中的大部分,已包括在农业中,另有些项目包括在社队企业中,所余项目再除去农业劳动力可在农闲时从事的以外,吸收劳动力的数量不会太多。

总之,按目前方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或大部就地安置是难于办到的。尽管我们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但我们却看到,城镇中承包各种工程的大大小小的建筑队,走街串巷甚至坐摊经营的各种工匠,相当数量的来自农村,这也加剧了城镇的就业困难。

3.发展商业服务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服务业的飞跃式发展除极大促进了生产和方便了人民生活外,所吸收的劳动力数量十分可观。因为这个事实,许多讨论就业问题的文章特别看其吸收就业的作用,有的同志甚至援引发达国家的例子,证明今后大力发展商业服务业,可以“作为解决就业的主要门路”。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规模决定流通的规模。发达国家商业部门就业率高是由其生产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经济还很落后,商品购销量太小,商业的发展必须与这种状况相适应。到1981年末,我国各种经济类型的零售商业网点已发展到200多万个,从业人数达1300多万,平均每个点服务的人口不到500人。全国平均不到80人即有一人专门经商(尚未包括批发、外贸等部门和经营生产资料的人员)。手头缺乏1982和1983两年的有关统计数字，据有关材料推算,城乡个体商业户这两年又有很大发展。如果考虑到拥有8亿人口的农村仍然商品率极低这一事实以及数量众多的城乡集市的存在,单凭直觉，我们也会感到有这么多人从事商业活动显然是不合适的、不必要的。

国家有关部门最近公布的材料表明,国营商业企业1983年1-8月份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亏损19.9%。各地基层供销社利润连年大幅度下降,亏损户逐年增加;1982年比1981年利润下降30%,1983年上半年又比1982年上半年下降21.6%,是十年来同期利润最少的;全国基层社1/5有亏损,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情况,有的省亏损面竟高达40%。应当承认,除经营管理不善和工厂自销产品增多等因素外,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从事商业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这是在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方面的比例失调,其后果并不比其他失调的后果为轻。

一定时期内商业部门所能容纳的劳动者的正常数量界限,是可以用下面公式较为精确地计算出来的：

社会商品购销差价总额-生产性流通费用-纯粹流通费用中物的消耗-税利

                        劳动者平均正常工资(收入)

  =商业部门劳动者总人数

公式中任何一项的变动,都必然引起其他有关项作相应变动。近几年商业部门劳动者人数激增,而劳动者所得报酬并未减少:国营和集体商业企业职工大多领取固定工资;个体商业户靠经营方式灵活(如延长营业时间、降价竞销等),也维持了正常收入。在流通费用不变和社会商品购销量一定的情况下,如要加大购销差价总额,只能是降低收购价格或提高销售价格,从而损害生产者利益或消费者利益。由于我们基本上限制了这种做法,于是只能听任税利减少了。

我国是十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靠商业立国,因此,商业化倾向于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害的。我认为,商业部门劳动者在较长时期内不应再增加。至于流通渠道不畅,则应通过改革商业体制和合理分布网点来解决。

生活服务业近几年的较大发展带有补偿性质。不能认为今后能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生活服务业劳动者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取得其劳动报酬的,因此,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中个人消费基金的数量为这个行业的规模划定了一个严格的界限;具体些说,全体社会成员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总额中,扣除用于支付物质生活资料费用后的余额,决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全社会所能支付的服务费用总额,并非是个可以随意加减的量,它决定于社会的生活消费结构;而能影响到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是经济发展状况。马克思说:“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存在的消费品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6,1册,160页),这种消费品应属消费结构的最高层次。发达国家的情形都证明了,只有在当时科技水平可能提供出的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基本饱和之后,对“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的需求才会大幅度增长,从而导致服务业的大发展。美、日、西德等发达国家,在消费支出构成中，生存资料支出仅占50%左右,耐用消费品已基本普及。根据有关资料估算,我国城乡家庭生存资料费用占收入的85%以上。这样的消费结构决定了我国服务业的规模不可能太大。诸如理发、洗澡之类的行业,容纳的劳动力最终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家务劳动普遍社会化,旅游等行业极大繁荣,服务业就业人数才有可能在就业结构中占较大比重。我国现在很少有支付得起这些方面费用的家庭。今后我国人均收入虽能以较快速度增长,但由于一般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支出的比重要大幅度提高,生存资料支出的绝对数也会有较大增长,用于服务的支出在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比重太小的状况较长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因此可以断定,服务业至少本世纪内不会有大幅度的发展。我国在这方面还只能是自给性消费,即主要靠自我服务。近几年服务业在迅速填补了空白之后,不少部门已有营业量不足的问题了。强行提供服务的事(如强迫照相、强行代办托运等)时有所闻。这固然有管理不严的原因,恐怕与从业人员过多也不无关系。建设旅店不但需要投资多,收回投资的周期长,并且也容纳不了多少劳动力。

4.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所谓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我国目前主要是指手工业或手工劳动占比重较大的行业。手工业发达证明经济落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的过程是较为缓慢的,后起国家完成这种转化的时间有可能大大缩短。现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为取代手工劳动充分提供了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普及的高效能的手段,而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我国今后经济的发展会有较高速度,手工业全面转化为机器化大工业的过程比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肯定会更短。

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表现为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机器的会使手工劳动愈来愈没有意义。印度棉纺织手工业曾经闻名世界,但很轻易地就被英国机制棉布的输入所摧毁,大批因饥饿而死亡的纺织手工业工人的尸骨漂白了印度的平原。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借助于机械而进行的劳动会轻而易举地战胜并取代手工劳动。我国前些年许多工艺品厂以每日3-5角的工资从农村大批招用从事纺织、绣花等工作的发包工,现在已很少有人肯干;塑料制品的机器化生产使许多手工艺品销路锐减,如曾经很流行的草编提篮现已基本被价格更低也更耐用的塑料提篮取代;等等。我国现在的手工业已大多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手工业了,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普遍达到了40%-60%,产品也不断向高档发展,如生产电冰箱、电风扇、收音机和农业机械等。

我们今后要发展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只能是那些机器无法代替或使用手工劳动暂时更为合算的行业。如果仅仅为为解决就业问题而对此片面强调,这是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其后果比之企业内的人员富余更为严重,将会导致技术的冻结;同时,发展这类行业势必要求全社会的普遍低工资制来保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劳动密集与资金密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相对于用自动化、半自动化技术装备起来的企业,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已属于劳动密集型。如再过分强调,把数量本已有限的资金过多用于廉价而落后的装备,将会给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造成更大的困难,会使今后技术改造的任务更为繁重。从今后发展趋势和现代化要求来看,手工业就业率会下降,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量也不会有多大增长。

科学、卫生、文艺等部门容纳劳动力的潜力都不是太大,自不待言。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尽管今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会提高,在校学生总人数仍会减少。教师队伍的构成会有变化,数量却不会大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目前所用以解决就业问题的手段和途径,在必须保证满足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度发展需要的前提下,相对于数量如此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是远远不能适应的。

三、开发和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途径

邓小平同志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问题。”(《邓小平文选》150页)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生产资料却严重不足,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尖锐、最现实的矛盾。任何开发和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的设想都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只能在我国现有物质生产条件上作文章、打主意。

根据有关材料推算,1981年我国除农业以外所有其他物质生产部门近1亿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为2,400亿元左右,平均每人创造2,400元。我国普遍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1981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为812元。以目前平均装备水平,每个劳动者每个工作日只要工作4小时,每年即可创造国民收入1,200元。他在领取相当于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后,每年仍可提供近400元积累。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的困难便已大大减少。目前我国物质生产条件利用的现状,恰恰存在着使更多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的潜力。我国设备利用率仅达60%左右,在用设备的工时利用率和设备生产率也普遍太低,其他固定资产也有许多未能充分利用。如果再考虑到劳动期间内劳动者的效率一般不高,潜力便已十分可观了。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充分发挥现有物质生产条件的使用价值和适当提高工时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缩短工作日,提高工作班系数,以使现有物质生产条件吸收更多劳动力。

现就除农业以外的几个物质生产部门的情形进行分析,以对这种设想的可行性加以证明。

1.工业企业

1980年,平均每个工业企业职工年创净产值3600元。年工资统按812元计,每个工作日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为1.8小时。也就是说,只要达到目前平均装备水平,新增加的工业企业职工每工作日工作4小时,每年即可创净产值1,800元,扣除工资后,亦可提供1,000元积累;即使只工作2小时,经济上仍然合算。实行一班或两班生产的企业增加工作班困难不大,这里只需要分析实行三班生产的企业的情形。据有关的调查结果估算,我国目前设备工时利用率平均不到80%。如果提高到90%,每个自然日的设备工时达21.6小时,较前增加2.5小时。假定改为四班,工作日缩短为6小时,可取消工间吃饭时间,可提前交接班而做到换班不停机,等等,达到这样的设备工时利用率并不困难。工作日缩短后,工人劳动强度和设备使用强度都可适当提高。假定设备生产率可提高10%,如机床台时产量由10件增加为11件,采煤机台时产量由10吨增加为11吨,等等,又相等于增加了2个设备工时。仅此两项,我们便得到了额外的4.5个工时。我国现有企业中非生产人员较为普遍地超过实际需要,提高工作班系数后增加的又主要是生产工人,因此,完全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效益。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可进一步就几个主要工业部门的情况作更具体的分析。

煤炭工业。1980年,全民所有制煤矿的全员实物劳动生产率每工不到0.4吨;只按矿井工人计算,平均每工效率也只有0.9吨左右。联邦德国1960年采煤机械化程度为39.53%,略高于1980年我国统配煤矿的37.06%,而他们的矿井工人平均效率却达每工2.4吨。据此可以想见,我国煤矿的劳动强度和设备生产率都是不高的。按普遍实行8小时工作日计算,除去交接班、工间休息、吃饭等所占用的时间外,有效工作时间一般不会超过7小时。工作日普遍缩短为6小时,劳动强度和设备生产率只要略微提高,完成原先7小时的工作量是有可能的,仅此一项,全民所有制煤矿则可多吸收至少100万劳动力,煤炭产量便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3。每年可增产煤炭1.5亿吨,相当于使全国的煤炭年产量提高25%。

纺织工业。普遍认为这个部门劳动强度大,特别是推行“四班三运转”制度后,生产能力基本饱和。但也应当看到,纺织工业利税率普遍较高,产量稍有增加即可抵偿新增加的工作班的工作支出,而目前的设备工时利用率仍有提高的可能。例如,邯郸国棉二厂有个年轻挡车工在1977-1982五年间,按平均定额计算多干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活,每年仅多创的利润即可支付15个工人的工资。据介绍,她提高产量的主要途径就是千方百计减少停车时间。每天从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中节约出十几分钟,尽量减少打水、上厕所的时间,提前到车间接班,等等。如果我们增加工作班次而缩短了工作日,仅利用节省下的吃饭时间即已大为合算,何况工时定额也可适当提高。

机械、电子、食品等工业部门与纺织业情形大体相似，利税率较高，设备工时利用率普遍较低,尤其是这几个部门实行一班或两班生产的企业占比例较大,提高工作班系数就更为容易。另有些工业部门,如冶金、电力、石油等,受生产特点的限制潜力会小些,但增加工作班以提高产量的可能性并非全无。如:冶金部门可提高采矿能力而减少矿石进口,可充分发挥轧机的作用以弥补轧钢能力的不足;石油部门可提高钻机的工时利用率而加快钻井进尺;等等。所有这些部门都可缩短设备维修周期而减少停机损失。

2.交通运输业

铁路、水运等部门都可增加工作班提高装卸能力,加快货物周转速度。最大的潜力存在于公路运输。公路尽管白天十分拥挤,到了晚上几乎完全闲置。我们花费大量投资修建公路、添置汽车固然十分必要,但是,更有必要通过增加司机,使现有公路和汽车得到充分利用。只要妥善安排,如路面差的地方的运输任务尽量安排在白天,夜间只行驶一、二、三级公路等,客、货运输量是有可能翻番的。

3.建筑业和承担基建施工任务的企业

我国建筑业大多昼作夜息，而建筑施工黄金季节的白昼时间平均达12小时以上,仅利用自然光照时间安排两班生产也完全不成问题;如果照明条件改善,甚至可昼夜分四班施工。目前这种工作制度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建筑机械闲置,施工周期拖长。有人作过计算,我国大中型项目早投产一年便可多收税利50亿元,可供支付600万人一年的工资。而我国全民所有制基建职工总数也才只600万人左右。在充分发挥现有装备的作用的前提下增加工作班,尽量增加人力,只要组织得当,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期在目前平均10年左右的基础上缩短一年两年是容易办到的。引滦入津工程提前两年竣工,工期缩短3/5,京秦铁路提前两年修通,工期缩短1/2,这两项工程都有人力集中昼夜施工的因素起重大作用。

至于技术装备水平低、手工劳动占比重大的企业,一般说来劳动定额的伸缩性较大,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和因此而提高的产量接近于成正比的可能性也大。比如在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从事装卸、采矿等工作,原来8小时的定额可以较为容易地在6小时内完成。技术构成高的企业,设备的利用率和生产率只要略有提高,经济上便合算。以宝钢一期工程为例,估计每个职工平均占用的资金总数可达65万元以上。假定全部投产后只达到1987年全国钢铁工业平均利税率(13.7%),只要由于人员增加的因素使产量提高1%,每年即可为国家多创利税近1.3亿元。相反,即使人员增加一倍而产量完全没有提高,利税率仅下降0.3%。

这个设想完全不同于以往“左”的思想指导下的那种不讲科学的“人海战术”。这是一种以不牺牲技术进步、不牺牲劳动生产率为前提而使劳动密集化的方法。提高工作班系数的结果,是有限的生产资料得到了最充分利用,主要是设备的使用强度被加大。对于劳动者来说,“工作日越是缩短,劳动强度就越能增加”(《资本论》卷1,1975年版578页),劳动强度的增加通过工作日的缩短而得到了补偿——马克思认为,由劳动者支配的时间也表现为真正的财富。

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时间不断缩短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时间的任何缩短要通过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来实现,而普遍缩短工作日却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都曾设想过这个问题。恩格斯早在1845年时即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对劳动力合理组织的情况下,“由于利用了现在完全没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当的劳动力,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时间就会比现在缩短一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612页)列宁的设想更为具体。他在1914年时即认为,“大生产、机器、铁路、电话--有了这一切就有充分的可能性把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到现在的四分之一,而保证他们享受到等于现在四倍的福利。”(《列宁全集》,第20卷,第147页),我们可以预见,先进的生产手段,较高的设备利用率,最短的工作时间,一定时期内较低的工资水平,这将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色。

提高工作班系数、缩短工作日的设想一旦付诸实施,在经济、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可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满足就业需要,提高现有企业经济效益。这种设想如能最终普遍实行,历年积留下来的城镇待业人员可全部得到安置，今后新形成的固定资产亦可提供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现有企业人浮于事、苦乐不均、工作散漫的状况会得到改变；生产工人增加,非生产人员比重相对下降,为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第二.大大加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速度。发达国家设备折旧年限已普遍缩短为5-7年,而我国则是20-30年。赵紫阳总理提出,我国也要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缩短设备更新周期。由于资金缺乏,我国还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通过吸收更多活劳动,使设备利用率得到提高,更充分发挥出设备的使用价值,却能使折旧年限尽可能缩短。同时,一旦传统的工作日长度界限被打破,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便有了更多的主动,可以不再考虑就业的需要而在同样的起点上与发达国家竞赛,跨过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产业革命”的成果,以有限的资金建立起尽可能多的具有一流水平的产业。如果我们既能保证有数量越来越多的可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产业,又能使现有企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更新,有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保证,我们就能以较短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可以大大促进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和企业整顿。这种设想可首先实行在生产短线产品的企业(如能源、交通等部门)。这类企业的产量在较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地提高,可较快地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可首先实行在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并把因为增加人力而多创造的利润全部或大部留归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职工福利,这样又可以成为落后企业积极提高效益的动力。

第四.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胡耀邦同志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我国“大批职工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严重不足。”随现代化进程这种情形会越来越严重。我国占就业人口很大比重的20-30岁的职工,所接受的教育少而且质量差,如不抓紧补救,很快就会来不及。马克思说,能力的发展地盘是时间。只有大大缩短工作日,才能使职工有更充分的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时间,以适应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

以上设想主要着眼于城镇劳动力。对于农业的大批剩余劳动力,我们则可以通过建立大批农村工业区的方法加以安置。这个设想既不同于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的城市工厂与社队企业的联合,也不同于发展社队企业。

我国人口区域分布极端不平衡,东部不到全国面积一半的土地上居住着全国97%的的人口,东南沿海一带人口密度更大,有的地方农业剩余劳动力甚至已高达70%。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在土地经营水平和机械化水平较高而又人口密集的农村,选择能源、交通等条件较好的地点或工业原材料重要产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起一批农村工业区。全国现有200多个城市,根据各自的规模、优势和生产、生活的需要,尽量建立起与相应地点的工业区的联系,鼓励或指定有条件的企业分别到一个或几个工业区建立规模不等的分厂,进行初加工、粗加工,或利用边角余料进行生产。造纸工业可在原材料产地建立起专门生产纸浆的分厂,机械工业可建立起专门生产费工、费时而技术要求又不高的零配件的分厂。分厂由企业和地方共同投资,并根据投资比例对分厂拥有有差异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厂职工原则上一律采用合同工制就地招收。可结合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独生子女和只生一胎的社员优先录用。被录用的社员交回原来承包的全部土地,由生产队或专业户提供商品粮,其仍有劳动能力的家属则可从事家庭副业或其他多种经营。这样,既导引出大批农业劳动力而使土地得以逐步集中经营,为农业现代化创造出条件,又贯彻了离土不离乡原则,避免了人口向城市集中。

国家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如在一定时期内减免工业区各种税收,通过银行信贷进行支持,等等,就能充分调动起各方面建立工业区的积极性。地方上可用少量投资而获得优厚利润收入和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而现有企业则可尽量利用闲置设备、更新后的设备以及超出储备定额的原材料作价投资,在不增加厂房和职工的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赢利水平,减少单位产值占用的资金。原有产品转移到工业区生产,或者搞初加工、粗加工,现有企业则可集中力量搞产品的升级换代。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而建立农村工业区则完全不同。

一.由于工业区各工厂都不是独立的企业,而由现有各企业控制,因此,工业区的生产等于间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由于它只负责原材料的初级加工,如卷烟、酿造、纺织、皮革等行业,所以也就不存在与大工业争原料、争市场的问题。

二.工业区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指导责任由现有企业直接派人担任。现有企业大多人员富余,可抽调部分技术熟练工人轮流到工业区充当生产骨干或负责对职工的技术培训。这样便克服了社队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和缺乏熟练工人的缺陷。

三.技术装备水平可大大提高。工业区可以多渠道投资。1.国家设立工业区专用贷款,可实行高利率和缩短还款期。目前我国虽然资金短缺,但由于特殊原因,如果是用于建立工业区,却可以不太困难地拿出一大笔钱。我国机械加工能力严重过剩,机电产品大量积压。机械工业设备利用率平均不到50%,重点企业的利用率也仅为50-60%。企业开工率低,不仅是产值上的损失,而且仍要照付职工工资。工业区的建立会使机电产品需求量增加。机械工业开工率只要提高10%,每年便可多生产出200多亿元的机电产品用于装备工业区。这只是利用起了白白浪费掉的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同时,我国目前超过储备定额的价值200多亿元的库存机电产品和钢材也可用于装备工业区。假定工业区职工每年增加500万,货款按每名职工2,000元投放,还款期为5年,国家只在5年内每年拿出100亿元即已足够。2.企业投资。每名职工也按2,000元计,建规模为100人的分厂需投资20万元。由于可用实物(如旧设备、库存物资、边角余料等)作价,一般企业也能负担得起。也可适当动用一部分自有生产基金。3.地方财政或农村社队投资。可只负担厂房和其他生产性设施的建设。每名职工可按1,000元计。由于可以人力折款,负担也不是太重。4.工业区职工投资。凡由工业区招收的职工每人垫付1,000元左右资金,工厂赢利后逐步偿还或以此分成,一般农村社员有能力、也乐于垫付这笔资金。以上诸项可得6,000元左右,可6倍于目前社队企业平均装备水平。由于省掉了生活设施及市政建设等方面的费用,有可能接近目前我国国营企业的平均装备水平。如能同时提高工作班系数,则可使技术装备水平更高或投资数量减少。

农村工业区的建立可结合市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进行,尽量照顾到现有的行政区划。全国现有3,000个县镇中有2,000个左右可以考虑选作建立工业区的地点，另外，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有大约1,000个县，每县选3—5个地点，全国共建6,000个左右的工业区。经过几十年时间力争吸收1亿左右农业劳动力，加上由此而刺激起来的为工业区服务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建材工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等，共吸收1.5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是有可能的。

农村工业区的普遍建立，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良好的深刻影响。第一，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同步大幅度提高，会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搞活全国经济。进入工业区的职工形成新的巨大的社会购买力，而新的巨大的商品生产能力也与此同时形成。农业上大批劳动力转移出去之后，由于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都会大幅度提高，购买力并不会降低；相反，农业机械的需求量会激增，再加上建立工业区也需要大量机电产品，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我国机械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第二，可大大加快现有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的速度。现有企业有不少设备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由于可不改变所有权而将这类设备转移到工业区二次使用，条件一旦具备便可马上更新，产品随之升级换代，原有产品转移到工业区生产。目前我国仅国家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资金每年即达200多亿元，企业自筹资金数目也十分大，每年如能有原值50亿元的更新后的设备可二次利用，形成的生产能力也将十分可观。第三，随着条件的不断具备，工业区都可逐步发展成拥有3—10万人口的遍地开花的小城镇，使之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便可大大缩小。走这样的农村城市化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与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完全一致。

当然，建立工业区的工作全面展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诸如能源问题、运输问题、供水问题，等等。只要认识到问题的迫切性并下定大的决心，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当前，西方社会备受失业浪潮冲击之苦。自1983年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虽已先后出现经济复苏征兆，失业危机却未能如期缓解，有些国家的失业人数仍在增加。许多不发达国家也深为失业问题所困扰。历史的发展日益证明了失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痼疾。我们相信，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将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必将因此而更加充分的证明。

四稿於1983年12月30日